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婦女運動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在公共領域擁有職業、婚姻的選擇權，衝擊了父權社會下的性別結構與異性戀規範──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屬，女學生提倡自由戀愛，「拉朋友」的風氣甚至認為同性之間的情誼相較於異性戀愛更加高貴、純粹，也開始有女同性戀情侶公開表示同居、不婚的決定。
基於「強國強種」的救國心理，部分知識分子對女性不再理所當然地屬於家庭一事感到焦慮，以潘光旦《馮小青：一個影戀的研究》為濫觴，他們過濾掉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加本特（Edward Carpenter）、靄理士（Havelock Ellis）性別論述中對於同性戀成因的解釋，直接將同性戀視為一種「好發於女性」的疾病，晚婚、不婚都是心理問題導致，只有透過婚姻與生育才能治癒。
在此背景下，1932年陶思瑾、劉夢瑩的同性情殺案震驚社會，在媒體輿論、社會認知、學術論述交互操作之下，拉朋友不再是被歌頌的愛之昇華，女同性戀被視為是「自我戀」的結果，成為一種禁忌的、不健全的、反常的──性心理疾病。
本書以性心理學中的「同性戀（homosexuality）」概念為核心，分析20世紀上半葉，西方性學論述傳入中國後，知識分子如何有目的性地取捨、轉化和理解。陶、劉一案又如何造就了女同性戀的「疾病化」、「汙名化」？最後成功地將女性綑綁在婚姻、家庭、生育的框架之中，繼續順從而無聲地活著。
得獎紀錄
★本書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第4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