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前言（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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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七章

 

《儒道》前言（代序）

　　这本书酝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但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没能动笔，今年因为世界疫情，澳洲飞往中国的班机停飞，才腾出时间将以往的思绪总结成书。“儒道”的架构，其中有两个人颠覆了我头脑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始思考我很小就形成的思想框架。动摇了我的思想认识。一九六三年年春节前后父亲带我分别到我的二爷爷家和我的舅爷爷家。

　　我的二爷爷是父亲的亲叔叔。由于爷爷去世得早，听父亲说他三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尚未发动九一八事变，我们家在腾鳌镇开了一家洋货商店，主要经营日本的搪瓷盆、碗等器皿。爷爷健在时与二爷爷和他们的父亲，即我的太爷爷共同经营。爷爷去世后由太爷爷、二爷爷经营，或许也雇人帮助打理生意。一九六三年春节前父亲带我到二爷爷家，我的二爷爷很高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二爷爷，当时我虚岁14岁。午饭后，二爷爷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幅丝绣的伟人像，我一看很震惊， 这不是蒋介石的头像吗？父亲似乎也很震惊，就跟二爷爷说： “这个时候您老人家还留着他的头像，现在的世道躲都躲不及， 还留着它有什么用？”二爷爷知道我父亲的“右派”身份，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小，可能那时还没有我说话的份。我只听二爷爷对我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才好呢！”二爷爷一边指着绣像上的人头，一边说。我不敢多说别的，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是卖国贼吗？毛主席说‘抗日战争他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不挑，抗战胜利了下山就摘桃子’。”当时我还振振有词。二爷爷非常和蔼地说：“孩子你哪知道，二爷爷问你，蒋介石出卖过中国的利益吗？你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吗？”我说：“没有看过。但我知道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了台湾给日本。”二爷爷反问我：“现在呢？”我当时真不知道那段历史，于是回答：“不知道。”二爷爷又说：“都说‘蒋先生’出卖国家利益，孩子，你学过历史，你说说，中国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蒋先生’签订的？”反问我时二爷爷将“蒋介石” 换成了“蒋先生”。对于二爷爷的反问我真没有研究得那么细。只好说不知道。其实中国近代史别说研究，我连读都没有读过， 再说以我那时的年龄还没有到选择专业的程度。而二爷爷、父亲这些人都近四十岁、六十岁。于是二爷爷说甲午战争后，日本携战胜之余威强迫满清政府割让了台湾给日本。是二战时蒋先生派出青年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打得相当出色，对英、美战斗多有帮助。于是二战结束分配战利品时英美两国为感谢蒋先生，将非二战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割让出去的台湾还给了中国。而我们的历史书却只字未提这段历史。这时我才明白二爷爷说这个人好是有根据的，而我说这个人是卖国贼是因为中共的宣传。以后逐渐长大，我也明白了毛泽东的“蒋介石一担水也不挑，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了便下山摘桃子”是无端造谣。确实，在造谣这方面，中共，尤其毛泽东胆子很大。

　　另外，蒋先生对汪精卫的投敌行为作了彻底的批判，没有给所谓的“曲线救国”以丝毫的原谅。从开始到最后，汪的投降行径一直被蒋先生所唾弃。这一点共产党也没有意见，尽管中共是那么不愿正视历史。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中共从未表示过祝贺。凡是与蒋公功绩相关的事，中共总是躲得远远的。

　　六三年春节，父亲带我到南台前柳河村，主要看望舅爷爷、舅奶奶及家人。恰好初二那天下了大雪，舅爷爷拿了扫雪的工具参加扫雪。这时我问父亲：“烈属还用扫雪吗？”父亲无奈地说：“烈属是烈属，但待遇归舅奶奶，舅爷爷身份上还是历史反革命。”当时我还小，阶级斗争的来由不太明白，对于历史反革命这种身份尚不甚清楚。父亲说旧社会你舅爷爷是南台村的堡长，现在叫南台公社。建国后六一或六二年村上给你舅爷爷定为“伪堡长”，这就是历史反革命。中央搞阶级斗争将历史上的五种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属于阶级敌人。包括五种类型：军、政、警、宪、特。“军”指国民党的连长以上军官；“政”指堡长以上职务的政府官员；“宪”指国民党的宪兵；“警”指警长以上官阶的警务人员；“特”指的是国民党的特务。你舅爷爷四六年时由南台村民选举为堡长，一直到前年，即六一或六二年。因为四六年为国民党执政，你舅爷爷恰好符合上述五种人中的“政”，正好在线上。他在南台各村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五经”中的“易”上造诣很高，尤其“易传”的象。系辞（上、下），彖辞也叫断辞，即断定一卦中说了什么。另外，舅爷爷的孔子研究也很有名，可惜共产党不推崇孔子，反而批判孔子， “五四运动”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所以说舅爷爷的两个特长，都是中共反对的。父亲说到孔子也是充满着敬意，但父亲那时对自己的未来不乐观，他曾经跟我说邓家男丁到现在为止没有活超过六十岁的，我就算乐观一点，也就活到八十岁，这已经是很乐观的估计了。所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党肯定孔、孟估计很难，或许你这一代能赶上。

　　舅爷爷很欣赏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世家” 解释为：孔子言常而不言怪；言德而不言力；言治而不言乱；言人而不言神。孔子的三个学生子路、子贡和颜渊回答相同的问题，可以从答案中看出三人的差距。历史上有孔子在陈绝粮，或孔子厄于陈蔡的记录。其记录有：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人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舅爷爷最推崇的是颜回。

　　《儒道》中另一重要人物是一对夫妻，谢明经、金百枝。从书中似乎谢明经的思想启蒙受金百枝影响较多，但思想变化之比较，二人不能绝对说究竟谁影响谁。其实谢与金从文化程度相比不相上下。从年龄上看，谢又长了金三岁，对社会了解应该谢优于金。但金受其父的影响相对多，而谢似乎隔绝于社会和家庭之间。但当时完全接受高小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所以谢与金应该对事物的认识，尤其对国家的概念一旦形成了国家意识，对满洲国的鄙夷思想上不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金与谢应该认识水平、国家意识在同一层面。小说中将金描述的完全可以作为谢的师长，只是想表达金忧国忧民的成熟，而到了重庆以后，金在人情往来、人情世故方面有独到之处。而谢的成熟、老练、与他人相比，倒能得到充分表现。谢的沉稳确适合管理一个部门，或做一部门的领导人。

　　谢与金共赴渝，训练班的三十三人都具有慷慨以靖国难的凛然正气。虽然训练班最后未能进入抗日前线，但他们都无愧于国民革命军的光荣称号。没有进入抗战前线是因为二战至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苏联军队已加入中国东北的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 不需要中国军队的加入，而时间也仅一周，随着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发表，二战在中国结束了。中国将二战胜利定于九月三日。

　　在国内的战争中由于蒋先生错误估计了形势，先于中共动手，本来蒋先生可以等待国共重庆谈判之后，还人民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让人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做到“中共不打，国民政府则不动手”。借军力、财力强于中共的优势等待时机。但蒋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给了中共林彪集团以关东军的装备，使中共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优于国军。有上百万的关东军装备瞬间落入苏联人之手，而落入苏联之手就等于落入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手中。可以这样说，自中共参与抗战到抗战结束，中共的武装力量从没有获得过如此多的战争装备。而八路军由非正规到统一用上了日本人为抵御苏联人准备的武器、大量的辎重。所以，林彪的底气是从四五年八月八日以后才有的。

　　而谢明经在东北随陈诚到国军队伍中整饬军纪、政纪，也根本就没有看上日本人给关东军准备的物资。而正是关东军的装备成就了林彪能传檄而定东北，东北野战军的战力与日本关东军的装备应该有直接关系。打到国军从葫芦岛登陆抢夺中共的防守阵地，那是中共攻占锦州的战役，而那时蒋先生才孤注一掷，但为时已晚。中共军队挟北围长春，南、西截击沈阳国军的有利之势，达到了东北共军对国军的东北关门的目的。剩下的战斗，连蒋先生、卫立煌、杜聿明也无可奈何，战争至此已无计策可言。这样，长春的国军、解锦州之围的国军只能思考该从哪里逃离东北。东北的战事就此结束。

　　而这时谢明经或许有机会返回鞍山，将金百枝及儿子接到上海或南京或其他南方地区。但谢对国军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可是此前蒋先生却已无信心，将黄金、美钞及其他重要的国家物资运往台湾。

　　谢明经、金百枝及其儿子是抱有理论上的希望的，或与其对蒋先生、经国兄的信赖有关。唯蒋家父子马首是瞻还支撑训练班的学员。他们对领袖的忠贞和党国信念犹在，他们不甘心，也相信国共争斗不该以此种结局告终，加上像黄令满等人当初赴渝加入国军的背景，谢、金、黄及另外三十人对蒋先生及经国兄还是矢志不渝的。但直到抗战的最后一战，训练班的同仁都未能以身赴死，大约也毋须用这些储备了，就是国共在境内剑拔弩张，训练班的同仁们也没有机会参加战斗。主要是三大战役没有机会参加，剩下的战事与国共双方的战争胜负已无涉。所以有鉴于此， 蒋先生不准备再浪费人力资源了。

　　蒋先生及经国兄对于国共的战事本可以将其延缓，不必急于动手，有四百万军队可与中共对峙。而中共未必敢先动手。而毛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作为集团领袖，他的霸道统治未必能压服住所有的人。如果战争不从东北开始，中共大概率不敢率先动手，而蒋先生可以用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都有约束力的结果打和平牌。

　　黄令满在渝是先分到一排的，后来黄和陕西的白崇民结婚了。黄之所以能激昂慷慨赴渝是万分痛恨满洲国认贼作父。黄那时一提到满洲国的皇帝便痛骂其儿皇帝。他恨死了满洲国一群认贼作父的败类。而白崇民在西安事变中还很不懂事，当年以青年学生身份游行支持军队的行动，还游行声援张学良和杨虎城，抨击蒋委员长，对国民政府的不抗日行为予以猛烈批判，对扣押蒋委员长的事件通过游行表示支持。但到了四一年，由于年龄的增长和对时局认识程度的加深，许多当年参与游行的学生开始反思自己行为的幼稚和简单。开始对蒋委员长的治国方针和剿灭共产党的行动有了重新审视。两人均有对满洲国的不屑和对张、杨扣押蒋先生行为的反思，最终走到一起。

　　抗战后，因苏军的介入使得东北野战军的前身在黑龙江以北建立了中共政权，而蒋先生可能没有看好或小看了林彪等人，且蒋先生偏爱美国武器，轻视了当时日本钢铁工业的水平。如果能早一点对林彪可能主政东北甚至最终形成解放战争破局者这一情况加以重视，蒋先生应早一些让白崇禧到东北，或让李宗仁到东北统率国军。总之国军没有重视东北，更没有重视林彪，蒋先生应该看到林彪在毛泽东眼中的地位，毛可以让陈云、彭真做林的副手，而蒋还不加以重视，这是蒋先生的失策。

　　黄令满虽然对林彪不甚了解，但他与白崇民结婚后整个训练班学员的妻子只有白崇民一人未曾去过婆家。主要原因是东北最早形成围堵但交通却是畅通的，但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在齐齐哈尔铁路上认识的那个台湾人，他开始误认为是甲午战争滞留在台湾的福建渔民，而黄很早之前就知道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有检查，他担心自己到了齐齐哈尔以后身份暴露，故此推迟了探亲。他认为无论林、陈、彭如何厉害，也不是蒋先生的对手。最多两三年国军就能解决中共在大陆的人众，所以黄令满和白崇民商量暂时不回老家，白也没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又加上九三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回齐齐哈尔的事便耽误了。黄从内心认为国共的争雄不会有意外结果，结果真发生了意外，这一误竟误了四十年之久。

　　黄只能抽时间到西安白崇民的家小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白已经坏了黄的孩子，到了国家撤往台湾时黄与白的孩子已经虚岁六岁了。眼看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黄向简一明请了假，趁着解放军未进城将妻女接到四川。这时四川也摇摇欲坠，最后蒋先生将从未参加过战斗的训练班所有人能集中的尽量集中，登上了一艘海军巡洋舰，去往台湾。到了台湾才知道金百枝和女儿滞留在大陆。

　　他们见面是四十年之后的辽宁鞍山或者黑龙江齐齐哈尔。黄的女儿已经有了一群孩子，黄到了台北又相继有了三个孩子，且每个孩子相差都是两岁，到了八十年代，孩子们都大学毕业了。

　　总之，黄与白到晚年都很安逸，无论到黑龙江或是西安都很方便，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而且到了八十年代末，海峡两岸均祥和无事，可能黄还是那么激昂慷慨吧！在此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