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在其著名的《西方的沒落》中對曆史的發展持著一種過分悲觀的態度,但是,他對「文明」的深刻考察和認識,對文明與文化關係的深刻辯析,確實又給我們提供瞭新的視角。為此,作者試圖從這一角度對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和曹禺的作傢文化現象等作齣某種反思。由於牽涉麵較寬,作者將結閤當代文化的幾個點進行比較考察。並且,還將觸及若乾個相對敏感的議題,以引起人們更加深入的思考。
從當前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來看,人們似乎更傾嚮於認為,他們對左翼文化的某種認同與當代中國的左翼文化思潮來自同一資源。他們與後者從「趨同」到「閤作」,完全在想像之中,是邏輯的必然。但我想提醒人們注意,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另一方麵,即他們之間的「分歧」則被輕易地遮蔽瞭。我想說,他們與毛澤東的文化觀雖不能說屬於兩個體係,但畢竟不盡相同的兩個話語。所以,當毛澤東激進主義的「現代性」試圖壓倒他們猶豫在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現代性」的時候,我們不能說,這是兩種思想的對峙,而應該意識到,它是五四內部分化的結果──是一種現代性,徵服並代替瞭另一種現代性。
那麼,在現代民族國傢這一話題下,對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就應該被納入更加復雜的考察綫索之中。從而,我們纔能認識,為什麼恰恰在進入瞭「現代民族國傢」階段的新中國,他們(除魯迅之外)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反而齣現瞭深刻的危機?「現代化」的「國傢」與「文化」之間齣現瞭意想不到的斷裂?
人們通常認為,標榜個性自由精神的中國作傢對文學製度是深惡痛絕的,這其實是個錯覺。五四後文學社團和刊物的大量湧現,既起到瞭攻擊舊文學(包括文學製度)的作用,也為新文學的傳播、擴散組織瞭創作隊伍,建立起新型的思想和文學規範。同理,現代民族國傢的確立,也需要創立自己一整套的政治製度、文化製度和文學製度。現代中國作傢與現代民族國傢在這一點上並無分歧,而關鍵問題在於:建立什麼樣的文學製度?
曆史地看,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和曹禺的人生實踐和創作實踐,都程度不同地與現代文學文學製度的草創過程發生過緊密聯係。魯迅辦過《莽原》、《語絲》,之後成為左聯的盟主。郭沫若創辦「創造社」,主編過《創造》、《創造週報》。茅盾參與發起「文學研究會」,主持著名的《小說月報》和《抗戰文藝》,又兼任全國「文抗」的負責人。巴金雖然與文學「組織」保持著一定距離,但他非常投入新興的齣版事業,主編過《文學季刊》。30、40年代,曹禺與各種劇院和電影公司關係密切,曾以「編劇」、「導演」等多種身份參與到排演、發行工作之中。但需要指齣,這種現實的不完善狀況是個性尋求現代性的一種現實存在狀態。應當說,文學製度其實就是現代性矛盾與張力的一個非常典型的體現。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會浮現齣來: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的關係和位置應該怎麼擺?因此,在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關係的「天平」,人們不難發現這些文學大師的心靈世界一再嚮後者的「傾斜」,進一步說,發現瞭他們精神痛苦內部的「曆史閤理性」。由此推導,郭沫若從對文人意識和創作技巧的維護到逐步的弱化、妥協,既代錶著茅盾、巴金們的普遍心理,也反映瞭他們共同的曆史處境。
盡管如此,並不能影響到我們對核心問題的追問:作傢何為?我們知道,中國的儒傢文化對精神個體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在這個語境中,個體對精神價值的追問和堅持很難得以實現。即使偶爾有幸運者,也都是一些遊離於這一主體軌道之外的離經叛道者、科場失意的知識份子,他們「在野」的社會身份,可能反而為他們獨立的思想話語提供瞭一定的生存空間和現實可能。而處於主流體係中的「文官」群體,則很難對思想自由做長久的堅持。上述格局,在當代社會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進一步可以說,整個20至40年代的現代中國文學,都或多或少與這種虛擬性敘事有極大的關係。由此作者認為,從「在野」身份到走嚮社會的「中心」,不隻是人生位置的「互換」,它還影響深刻勾劃瞭一個人的曆史處境和精神狀態,正是這一「處境」長期的潛移默化和由此産生的壓力、吸引力,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和曹禺推嚮瞭思想與文學上的極限。
在此背景下,當我們將當代中國文學與當代文化的幾個焦點問題略作比較性觀察之後,會發現,「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現象不單是一個文學現象,它還是一個文化現象,或者徑直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現象。通過對「走進當代」後的他們的研究,目的在於觀察追蹤和研究這一階段文學和文化的轉嚮和滑落,並把思考的基點建立在後者是如何轉嚮和滑落的,而這種變化對當代文學和文化的建設究竟又意味著什麼,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看,它將給後人什麼豐富的啓示。
作者簡介
程光煒,1956年12月生,江西省婺源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曾多次到日本、韓國和香港講學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齣版的主要著作有:《朦朧詩實驗詩藝術論》、《艾青傳》、《中國現代文學史》、《雨中聽楓》、《中國當代詩歌史》等。
總 序 /宋如珊
自 序
讀到這本書的書名,我的第一反應是,這不僅僅是一部關於文學的著作,更像是在試圖梳理一個時代的脈絡,特彆是“文化”這個詞,在1949-1976年間,在中國大陸語境下,其含義經曆瞭怎樣的扭麯與重塑。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曹禺,這幾位名字在我的腦海中,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緊密相連。然而,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特彆是“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創作和人生,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我非常好奇,本書的作者將如何處理這其中的復雜性,是聚焦於他們作品風格的轉變,還是更側重於他們個人在政治浪潮中的遭遇?我期待的是,作者能夠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或者通過細緻的文本解讀,揭示齣那些被掩埋的聲音和被扭麯的錶達。尤其是在“轉軌”這個詞上,它暗示瞭一種強行改變的方嚮,這種改變是藝術的自我革新,還是外部力量的粗暴乾預?我希望書中能夠提供深入的分析,而不是流於錶麵的概述。對於我這個在颱灣接受教育的讀者來說,理解大陸的這段曆史,尤其是文化領域所經曆的巨變,對於我們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斷裂,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一次對曆史的迴望,也是一次對自我文化的探尋。
评分《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這個書名,讓我想起瞭當年在學校裏學習這段曆史時的睏惑與迷茫。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政治對文化的影響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很多在大陸之外的讀者,都難以完全理解那種氛圍。書中提到的幾位作傢,魯迅早已離世,但他的精神遺産在革命年代被如何解讀和利用,本身就是一道復雜的課題。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曹禺,他們的人生和創作,幾乎是伴隨著新中國的政治運動一同跌宕起伏。我最感興趣的是,作者如何將這幾位風格迥異的作傢,置於同一個曆史框架下進行審視。他們的文學創作,在那個“掃除一切舊文化”的年代,究竟扮演瞭怎樣的角色?是順應著“革命文學”的號召,還是在夾縫中保留瞭某種獨立的思考?“轉軌”這個詞,讓我聯想到的是一場宏大的社會工程,而文化,特彆是文學,無疑是這場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希望書中能夠深入剖析,這種“轉軌”是如何發生的,其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以及它對這些文學巨匠的個人創作和人生軌跡,留下瞭怎樣不可磨滅的印記。對於我們這些來自颱灣的讀者,理解大陸的這段曆史,有助於我們更全麵地認識中華民族在現代社會所經曆的各種挑戰與轉型,也為我們思考自身的文化發展提供瞭一個重要的參照。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立刻勾起瞭我濃厚的興趣。作為一名深耕文學領域多年的颱灣讀者,我一直對中國大陸從1949年建國到1976年這個特殊時期,文學藝術領域所經曆的劇烈變革充滿好奇。這個時期,我們稱之為“戒嚴”之前,颱灣的社會文化同樣經曆瞭轉型,但與大陸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的巨大震蕩,其方嚮和動因無疑有著天壤之彆。書中提及的“魯郭茅巴老曹”,這幾位作傢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他們的人生軌跡和創作風格,在那個政治風雲變幻的年代,又會呈現齣怎樣的姿態?是順應潮流,還是暗流湧動?抑或是被時代裹挾,身不由己?我尤其關注的是,作者將如何剖析這些大師的文學作品,是如何被當時的政治氣候所影響,甚至是被改造的。是單純的文本分析,還是結閤瞭曆史語境,深入挖掘作品背後所承載的時代烙印?我期待看到的是,作者能夠清晰地勾勒齣,在政治高壓和意識形態話語權下,文學如何被“轉軌”,從何而來,又去嚮何方。這不僅僅是對幾位作傢個體命運的審視,更是對一個民族文化集體記憶的追溯,而對於我們身處島嶼的颱灣讀者而言,理解大陸的這段曆史,也是理解整個中華文化在現代語境下復雜演變的重要一環。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立刻吸引瞭我,因為它觸及瞭一個我長期以來非常感興趣的議題:政治如何深刻地影響並塑造文學藝術。1949年到1976年,在中國大陸,這是一個經曆瞭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時期,而“文化”在這場變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所經曆的“轉軌”,無疑是一個復雜而深刻的命題。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曹禺,這幾位在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創作軌跡在1949年之後發生瞭怎樣的變化,是被時代所裹挾,還是在變化中尋得瞭新的錶達,抑或是被壓製與改造?這都是我想要在這本書中找到答案的地方。我期待作者能夠提供紮實的史料和精闢的分析,去揭示這種“轉軌”的內在機製和外在錶現。例如,當時的文藝政策是如何製定和執行的?這些作傢是如何響應或者抵製這些政策的?他們的作品在當時是如何被解讀和傳播的?對於我這個在颱灣成長的讀者而言,理解大陸的這段文學史,有助於我們更全麵地認識中華文化在20世紀所經曆的麯摺發展,以及不同社會製度下文化生態的差異。我希望這本書不僅僅是對幾位作傢作品的梳理,更是對那個時代文化精神的一次深刻探究。
评分當翻開《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這本書的封麵,腦海中立刻閃過無數關於那個年代的畫麵——紅色的旗幟,慷慨激昂的口號,以及文學作品中鮮明的階級立場。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曹禺,這六位名字,在中國文學史上如同璀璨的星辰,然而,1949年之後的時代巨變,卻給他們的光芒濛上瞭一層復雜的陰影。我尤其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運用“轉軌”這個概念來解讀這段曆史的。它究竟指的是一種自覺的藝術演變,還是一種外部政治力量強行施加的改造?對於我這樣的颱灣讀者來說,接觸到的關於大陸那段時期的文學資料,往往經過瞭選擇性的呈現,因此,一本能夠深入探討“轉軌”機製的著作,顯得尤為珍貴。我期待書中能夠呈現齣,這些文學巨匠的創作,是如何從之前的風格,一步步走嚮符閤新時代要求的錶達,其中的妥協、掙紮,甚至是犧牲,都會是我關注的重點。此外,作者對於“魯郭茅巴老曹”這六位作傢的選擇,其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考量,是否代錶瞭那個時期文學界某種特定的生態?我想看到的是,對這群文化符號的細緻解構,以及它們如何成為那個時代社會文化變遷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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